今天论文外审结果回来，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十三个项目由三个评委评审，6个A，6个B，13个优，11个良，总评两个5分，一个4.6分，就是说我差一点就是全部满分了。至少今年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我是第一名了。激动ing。现在就剩最后的答辩了，6年的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我请大家喝酒！

一连几天上不来，真是奇怪了，涛哥不都去西雅图和盖茨吃过饭了吗，怎么msn的服务器老是被屏蔽上不来呢？双方现在应该是蜜月期吧，一个卖软件，一个求稳定，好好协调一下行不行，别让我们这些用户经常登不上啊！害得我去新浪开了一个博客暂缓。好吧，以后两个博客分工协作，各有侧重，一个学术一点，一个生活一点，各取所需。

 

最近看了慕名已久的南北战争电影《葛底斯堡》和《众神与将军》，前者拍摄于1993年，后者是2003年，两部都是将近4小时的长度，是我继《指环王》以来看的最长的电影，而《葛底斯堡》被认为是反映南北战争最真实的史诗巨片。

不过最大的感触是美国佬在对待内战的态度上高出中国人真不只一筹，而是很多筹，难怪人家现在是国际老大。在电影里，没有那一方的人物是被丑化的，南方没有因为失败而被导演演绎为无能儿，北方也没有因为胜利而被塑造为英明神武。只有一点一样，双方都是尽职的战士，所有的拼杀都是为了完成战士的职责。而且同一队伍里的不同战士对于战争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而不是大一统。在因拼死防卫小圆顶山而闻名的缅因志愿兵团里，团长张伯伦上校原来是一个学院的教授，内战爆发后参军，他的参战理由就是自己的国家里不应该有人被奴役。而几个普通士兵的理由是见不得南方佬侵入自己的老家，不管他们各自的理由是宏大还是微小。都是无可厚非的，反正最终大家都要在战场上作战。与之相比，《大决战》之流不过是一坨屎。

在著名的“皮吉特冲锋”中，南军的阿米斯达准将带领自己的旅冲锋，中弹身亡于北军的阵地上，临死前一名北军军官来救他，他问自己原来西点军校的同学，北军的米德将军情况如何，救他的军官说“将军倒下了。”阿米斯达痛苦的说“我们不应该都死在这里”。在中国人的内战里，黄埔军校的同学同场厮杀与之何其相似，然而我们没有丝毫的阿米斯达式的怜悯，只有杀戮的快感和抢天下的欲望，而且还在艺术作品里对此进行放大和颂扬，而这些做法都从基础上一点点的挖掉了人性中善的成分，并且鼓励恶的部分充分发挥，我们今天所感到的道德沦丧其实从几十年前就已开始。

那种野蛮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我们仍然在按成王败寇的逻辑来丑化曾经的和现在的对手，所以始终游离于真正的人类文明之外，如果可能，我希望历史是另外一种样子，内战双方的纪念碑能够并排立在同一块土地上。

上次去虎门，觉得东莞的那位同学基本没什么变化，外貌体格和读书的时候没太大差别，而他在请我吃饭的时候也说我没怎么变，说我虽然胖了一点，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在回来的车上他说了一句话：“人始终是要生活在亲情友情之中的”，我突然很感动，经过多年的坎坷，我们仍然能保持当年的一份真实，没有油滑到自甘沉沦的地步，在这个情感最容易被放弃的年代，我还是看到了些许光芒。

五一到了，想想来三年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决定出去转转。有个十年不见的老同学竟然在东莞工作，正好去他那里宰一下。

不过一开始就没坐对车，越秀南汽车站没有直接到虎门的车，而我同学在虎门等我和胖子。我们坐的是直接到东莞总站的车，只好去那里转车了。到了东莞下来一看，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去哪里的都有，我和胖子找到一个市内公交车，这又是一个错误，应该坐去虎门的专线车，公交车每一站都要停，太费时间了。而且在出东莞总站站的时候竟然堵车，发车20分钟后我们才上路，倒，各位就不能五一的时候在家歇歇吗，都涌到街上来……从东莞总站到虎门就花了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一点钟才到太平广场——我同学等我们的地方，这车简直坐到人绝望。

车门一开，我那同学正好在正对车门的站台上，算是这个长途旅行的安慰。他一见面就问：“你怎么敢背包到东莞来？”他认为东莞的治安很差，到处有抢包的，所以他上街都不带包，而是拿个塑料袋提在手里。本来我还不在意，这下紧张起来了，赶紧把包抱在面前，我还真是无知者无畏，深入险地，哈哈，看那满街的人不像是抢匪啊！但砍手党就在其中，靠，什么世道。

吃了一顿湘菜之后，老友相聚也谈谈这几年的经历，我同学也是颇为坎坷，毕业后在四川一个什么县的农机局，从最基层的单位干起，在绝望加无聊中终于选择辞职，去成都打工，以后又到东莞来应聘，现在一家台资厂做中层管理，他感叹社会真是残酷，工作环境复杂，让人很无奈。其实这种感觉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人的说法了，而是普遍现象，当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感到无奈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有大问题的，遗憾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

吃完饭时间还早，我们决定去炮台看看，威远炮台是最大的炮台，但是转了半天找不到车，只好去沙角炮台。所有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虎门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交锋，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不止是一堆鸦片，还是两种文明之间那层最后的幕布，从此之后，一系列斗争随之展开，中国人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强大，足以击败华夏的力量。英国人则发现，原来庞大的中央帝国竟然不堪一击。而这些就在虎门这个小地方登场。

当时清代中国在虎门实际上有一个炮台体系，沙角炮台是珠江口的第一道防线，和西边的大角炮台共同控制珠江口，我们进了炮台公园后不远就是江边，也很难说那是江还是海，因为看起来和海也没太大分别。当时已是下午，阳光从西部射来，江面上一片金色的光芒，依稀可以看见远处的大角山和虎门大桥，以及几艘停在伶仃洋上的轮船。江边平台上展示有两门大炮，一门是代表19世纪前半叶技术水平的6000斤铁炮，炮位固定，不能调整射击方位和射角，只能靠火药包的数量来调整射程，面对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蒸汽战舰来说，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武器。而另一门是代表19世纪晚期水平的德国克虏伯大炮，管退式结构，炮架可以在铺设于地面的弧形轨道上转动调整射击方位，是当时的海防利器。也是洋务运动后中国采用的新式武器，其实清末的中国军队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军队在实力上相差并不是那么悬殊，起码没有量级上的差别，早就不是用大刀长矛来作战了。

沙角炮台必然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陈连升，当时的三江口副将，副将大致是今天一个师或旅的指挥官，从军衔来说不是少将也是准将，而65岁的陈连升于1841年1月7日战死于沙角炮台，这样算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在外战中战死的第一位将军。同时战死的还有他的儿子。所以刚才说到的江边平台上方的山腰炮台上就有陈连升的塑像，还有他那匹为主人绝食而死的战马也有一具雕像。

在钓鱼炮台，黑黑的隧道通向打开的炮门，当年的士兵和军官就在这种隧道里装弹、开火。被硝烟呛得咳嗽、流泪，然后进行下一次射击，伤者和死者躺在隧道边的墙角。我始终在想，那时候的人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作战和死去，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侵略与反侵略情感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建构，而当时的战士可能就是凭一股血性投入战斗，是死是活无法预料，不管是向前还是退缩都是正常的反应，而当我们的教科书把宏大的叙事词汇加诸于这些行动的时候，真正的历史反而被掩盖了，后来人一般只看历史书，他们所见的历史其实只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或者说一种建构出来的历史，要想探究历史的本像，不把自己放到当时人的情境下是不可能的。

一个合格的社会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有透彻的了解，要清楚自己周围的社会结构特征，要对这些结构的基本内在逻辑有一套明确的mental map，否则不可能得出任何有积极意义的结论。就如现在的很多所谓的专家（这里不涉及睁着眼睛说瞎话 的专家，那不过是拿了统治者好处的帮闲文人，而是说那些没有成为吹鼓手，但是自以为自己是对的专家），常常是在一幅错误的mental map中讨论问题，这往往就导致一系列荒谬的结论。

比如最近某专家认为我们不是没有制度的约束，而是我们的文化与这些制度水土不服，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也没有得出什么新鲜结论， 把社会的问题归结为文化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逃避，明明就是制度有问题，却把大家的视线转移到文化的讨论上，这对发言者本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不讨论制度当然可以讨当局的欢迎，因为制度改革正是当局所害怕的，制度改了他们还怎么混呢，所有的利益都会丧失。把社会的问题归结为文化就要狡猾得多，文化反正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且还有点天生的特质，不是能够随便改变的，推而广之，老百姓就老老实实的忍受“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吧，别想给朝廷闹事。而文化研究又是最缺乏科学性的研究领域，谁都可以跳出来吼两嗓子，都可以充个大腕吓人骗钱，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讨论所谓的文化问题或者是抽象论述制度好坏，而是应该讨论如何突破现实中的基本制度瓶颈，说白了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问题，在一个以君主专制式的集权为核心的制度环境下来讨论什么制度改革是一件自说自话的无聊事情，而把人类文明史上已经证明良好的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变型称为水土不服就是一件无聊加愚蠢，而且是黑白颠倒、蛊惑人心的卑鄙之事。只要突破了这个瓶颈，中华文明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尽管现在的中国是一潭绝望的死水，但我相信人心不死，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在我们有生之年，中华凤凰会从腐朽制度的废墟里重生。